中国自古就善于总结家族兴衰的经验和教训：“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周易·坤·文言》）“君子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公羊传·昭公二十年》）所以为子孙着想，要多多行善。提倡好的家风，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家人·彖》）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许多人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去理解，而我认为这句话更重要的内涵是说，每个人要尽自己的“职份”，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好父亲应该做的事情。其他家庭成员也各尽其“职份”，这样就“齐家”了，推而广之，天下就太平了。《礼记·大学》：“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也是这一理路。
淮南王刘安
西汉初年刘氏淮南王刘安讲过一个故事：
昔者楚庄王既胜晋于河、雍之间，归而封孙叔敖，辞而不受。……谓其子曰：“吾则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让肥饶之地，而受沙石之间有寑丘者，其地确石而名丑。荆人鬼，越人禨，人莫之利也。”孙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饶之地，其子辞而不受，请有寑之丘。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禄，惟孙叔敖独存。（《淮南子·人间训》）
孙叔敖是楚庄王的功臣，照理可以受封肥沃的领地，但他偏偏选择“寑丘”，那个地方多沙石、甚至地名都丑，谁都看不上。但是后来呢？选择肥沃领地的其他功臣的后代很快都消亡了，只有孙叔敖的子孙保存下来。因为肥沃的土地大家都想得到，所以会争斗，贫瘠的土地没有人想得到，所以没有性命之忧。
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写了一本书《血缘：〈史记〉的世家》，世家是什么呢？就是一些世代兴盛的大家族。一些世家大族的兴盛，一个家族之所以长期存在，有精神层面的构成元素，在培养优良家风方面，肯定有一些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史记·吴太伯世家》）
《史记》“世家”第一篇《吴太伯世家》，讲了一个兄弟谦让的故事。太伯和他的弟弟仲雍都是周朝周太王的儿子，他俩还有一个弟弟叫季历，季历有个儿子姬昌，很得周太王的喜欢。周太王很想把王位传给姬昌，那就要想办法把自己的位子先传给季历。太伯、仲雍看出周太王的心思，就跑到南方当时的蛮荒之地去了，让弟弟季历可以放心地继承王位。后来季历果真继承了王位，他的儿子姬昌也继承了王位，姬昌就是后来有名的周文王。这就是吴氏家族“德让”的故事，后代吴氏家训中多有“德让”的训辞，许多地方的吴氏家族的祖厅门楣上就有“德让遗风”四个字。孔子曰：“太（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说的就是这种谦让美德。
“丁丑，崔柕立庄公异母弟杵臼，是为景公。景公母，鲁叔孙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柕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二相恐乱起，乃与国人盟曰：‘不与崔庆者死！’晏子仰天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从！’不肯盟。庆封欲杀晏子，崔柕曰：‘忠臣也，舍之。’齐太史书曰：‘崔柕杀庄公’，崔柕杀之。其弟复书，崔柕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柕乃舍之。”（《史记·齐太公世家》）
齐太史三兄弟，面对篡位的权臣崔柕，齐太史坚守史官的职守，坚持写下“崔柕杀庄公”，崔柕就把齐太史杀了。齐太史的弟弟继任史官，又这样写，崔柕又把他杀了。齐太史的小弟弟接着任史官，又坚持这样写，崔柕害怕了，只好放了他。齐家三兄弟坚守的是史官的实录精神，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不虚美，不隐恶”（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这种实录精神，不仅是一种史学精神，更是一种职业道德，也是人格精神。文天祥《正气歌》中“在齐太史简”说的就是这个典故。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史记·鲁周公世家》）
这个故事是说周武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周成王年纪太小。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看到这种情况，就代替周成王管理王朝事务，这就给人留下口舌。周公旦不顾天下人的流言蜚语，等周成王长大成人，就还政成王。这个时候天下人终于知道，周公旦是大公无私。司马迁称这个故事为“揖让之礼”。（《鲁周公世家》）唐代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赠君一法决狐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周公旦的这种精神，是一种担当精神，也是一种信守诺言的品格。
上面所说的谦让、尽职、守信，是古人认为立身处世坚守的基本道德规范，也是许多家族存世立教的基本信条。
家规家训的目的不在于“轨物范世”，而是“整齐门内，提撕子孙”，正因为是对同宗同祖的亲人们说的话，所以比较真诚，比较可信，所谓“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颜氏家训·序致》）就拿《颜氏家训》来说，这部书一共有20篇，有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终制等，涉及家庭内外、士人立身处世等多方面的内容。对于后世而言，在明确其固有的历史局限的前提下，其中有许多思想内容，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
不要溺爱小孩：“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颜氏家训·教子》）
善择友：“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说明“君子必慎交游焉”。（《颜氏家训·慕贤》）
劝学：“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沈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差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颜氏家训·勉学》）
尽忠守职：“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是“朝廷之臣”，二是“文史之臣”，三是“军旅之臣”，四是“藩屏之臣”，五是“使命之臣”，六是“兴造之臣”。“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途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颜氏家训·涉务》）
居安思危：“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颜氏家训·涉务》）
重农务本：“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茠鉏之，刈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禀，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颜氏家训·涉务》）
守道崇德：“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由天命。”主张君子之德，反对“躁竞得官”。（《颜氏家训·省事》）
《颜氏家训》是我国较早的家规家训，对族人的日常行为作了种种规范和训导，对于人品修行的重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如《颜氏家训·勉学》：“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颜氏家训·勉学》：“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雠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对于“人己之学”，《颜氏家训》更有明确的表述：
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颜氏家训·勉学》）
有意思的是，颜之推提出，古今学者所谓的“为己”“为人”内涵指向有所不同，但无论古今，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我们“讲论文章”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修身利行”。
尽忠报国：“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戒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颜氏家训·养生》）“求道者，身计也；惜费者，国谋也。身计国谋，不可两遂。诚臣徇主而弃亲，孝子安家而忘国，各有行也。”（《颜氏家训·归心》）这是忠孝难于两全的思想，关键时刻主张弃孝尽忠。
六朝时期中原变乱，许多中原大家族举家南迁，在思想上仍然保持着中原文化的思想观念。《颜氏家训》的主导思想就是传统的中原文化。为了在相对陌生的南方生存发展下去，这些大家族特别重视对家庭成员的教育。颜之推回忆自己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教：“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昔在龆龀，便蒙诱诲；每从两兄，晓夕温凊，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颜氏家训·序致》）又如梁代萧绎《金楼子》有“戒子篇”，收集了史上训教子孙的一些善言名言，如合稷庙堂金人铭“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等。
有良好的中原文化根基，又有严格的家庭教育，当时许多大家族人才辈出。当时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就说：“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文心雕龙·时序篇》）刘勰说王、袁、颜、谢、何、范、张、沈等家族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家族，出现许多人才。唐代刘禹锡有诗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仍然有对六朝众多家族兴衰的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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