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史前文化的发展及其意义

中国南方地区北接黄河流域，南连东南亚，处于东亚的中心部位。这里地域辽阔，地势西高东低，西部有云贵高原，东部有南岭横亘其间，将整个区域分隔为长江中下游、华南和西南三个大的自然地理单元。而南岭又是南方地区的气候分界线和敏感带。因此使得南方地区的地理环境多种多样，但气候却比较稳定。由于这里早期的历史在一向以华夏地区为中心的传统文献中疏于记载，致使过去一般认为南方地区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是在唐宋以后，也因此牵累到南方地区史前史在国史乃至东亚历史上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这种情况直到近三十年来在田野考古的不断推动下才有所改变。中国南方地区过去数十年特别是最近三十年的发现、发掘和研究成果取得了巨大成就，极大地改变我们对于南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史前历史的看法。尽管这些成果及其在史前历史中的意义还在不断地被揭示当中，但仅就目前的认识来看，是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的。

史前文化：巨石阵

追溯这样一段时间虽不算很长的研究历史恐怕也要用一部书的篇幅来描述，如果简单划分也许可以以七十年代中期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界限分成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广泛的发现时期，元谋人、资阳人、柳江人、马坝人、长阳人等古人类遗存以及观音洞、富林、石龙头、八仙洞等旧石器时代文化都发现于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北阴阳营文化以及岭南地区的贝丘遗址等新石器时代文化也都发现于这一时期，这些旧石器至新石器时代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广泛地分布于南方地区的各个省区。后一个时期则可以说是系统地探索和研究时期。巫山人、建始人、郧县人、南京人、和县人等古人类的化石证据不断发现，为南方地区人类起源提供了系统的资料。元谋、百色盆地、建始龙骨洞、汉中、澧水、沅水流域、大洞、鸡公山等石器群的发现建立了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从早到晚的发展序列，在偏晚的时期还可以分辨出不同的区域特征。以河姆渡的发现为契机，彭头山文化、仙人洞、玉蟾岩等等一系列早期水稻遗存的发现，使我们对于南方地区稻作农业的起源、发展和传播有了全面而系统的了解。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存的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建立起了完整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农业、手工业经济和聚落遗存的新发现和深入研究也使我们对这一地区的史前社会有了全面的认识，也因此为我们理解周边地区史前文化树立了一个坐标。岭南地区福建昙石山文化、广东石峡文化、西南地区四川宝墩村文化以及广西、云南和重庆地区近些年来一系列的新发现也在不断地更新着我们对这些地区史前历史的知识。

现在知道，中国南方地区的史前文化基本是本地产生、独具特色并在区域互动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起来的，在史前的各个时期都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早在一百多万年以前的早更新世这里就发现有元谋人、陨县人及其石器工业。至中更新世，中国旧石器时代南北的区域文化差异已经形成。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和岭南地区普遍发现有人类化石和成组的石器地点群，如百色盆地、澧水中下游和鄂西北等地，石器类型属于典型的粗大砾石石器工业，包括砍砸器、尖状器和原手斧。而西南地区多见零散的洞穴遗址，石器类型以各类刮削器等石片石器为主。南方本地文化的区域特征也开始显露，直到晚更新世早期南方地区这种文化的东西区域差异依然明显。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最后冰期的来临，南方地区一度受到北方石器工业文化南下的影响，文化面貌发生了多次变化，石器工业一变而以刮削器、尖状器等小型的石片石器为主，区域文化的变化也至为复杂。直到盛冰期的结束，南方地区才又恢复了过去砾石石器工业的传统①。根据有关研究，所谓砾石石器工业乃是更多地依赖植物性食物采集者的工具传统，而石片石器则是偏重狩猎经济生活方式的利器。因此，南方地区在整个旧石器时代的植物性采集经济传统源远流长，但在旧石器时代之末又夹杂了狩猎经济的内容，使得南方地区史前文化采集狩猎经济传统更为复杂多样。

大约在末次冰期的盛冰期或随后的回暖期至距今9000年间的一段时间，是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多被称为“中石器时代”，又被称为“后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或“新石器时代早期”。但不论如何称呼，所指的时间和内容基本都是一样的，时代特征也愈益明确②。这个时期分布在南方地区的古代文化大多出现在南岭南北两侧的石灰岩洞穴中，目前已发现了数十处。在洞穴中的堆积物大多为灰黄色，很多都包含有大量的螺壳，因此也有研究者称之为“洞穴贝丘”③。文化遗物中，石器工业以砾石石器为主要特征，有单面打的砍斫器、锄形器、亚腰斧、穿孔砾石、磨刃切割器等，有些遗址也见燧石、石英刮削器、尖状器等石片小石器。各种锥、针、镞、刀、鱼鳔等骨、角器十分发达，还多见单孑L和双孔的蚌刀。

在万年仙人洞、道县玉蟾岩、桂林庙岩、甑皮岩、大岩等遗址出有夹粗粒石英条纹、绳纹的圜底罐形陶器以及素面和编织纹深腹钵形陶器。这一时期的生业系统主要内容为渔猎采集经济，渔猎对象以鹿、猪类为主，还有较大比例的鱼鳖类、螺蚌类和鸟禽类。玉蟾岩和甑皮岩发掘浮选出了猕猴桃、野葡萄、梅、朴树籽和山核桃等许多可食性植物种子④。玉蟾岩还发现了数粒稻谷，被鉴定为“演化早期的原始栽培稻”⑤，仙人洞和吊桶环也有性状接近栽培稻的稻属植硅石。尽管这些与水稻有关的证据还存有疑问⑥，作为谷物农业起源的证据还不够充分，而且这一时期洞穴居住的形式也与旧石器时代没有大的区别，但上述那些石器、骨器和陶器等新型器具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广谱的取食经济方式的出现，还是更加地接近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内涵，因而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现在看来，这批遗存延续的年代很长，演变的过程尚待进一步的发现和研究，但相信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时代划分应该就在这个时期或其偏晚的阶段。接下来的南方地区史前历史虽然无可争议地进入了农业生产的时代，但农业的发展和扩散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目前的发现和研究，南方农业发展的摇篮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这里农业社会发展的阶段经历了四个主要的时期⑦，每个时期也都对周边
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一个时期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年代在距今约9000—7000年间。这一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发现的文化遗存还不是十分普遍，其中中游地区主要的是在洞庭湖区澧水流域发现的彭头山一皂市文化和湘江中下游的大塘文化，下游地区则有在钱塘江流域的上山一跨湖桥文化。这是一批在小流域内集中出现的阶地和台地聚落。具有鲜明的新石器时代聚落特征。澧县八十墙遗址的聚落面积有3万多平方米⑧，周围有环濠土围墙．里面区划为居住区、墓葬区、仓房区(“干栏建筑区”)、垃圾区(北面河道)，居住房屋的面积多在30～40平方米左右，房屋和墓葬的差别不明显，说明聚落内部人们之间没有明显的分化，集中分布的仓房或许说明聚落内部存在相当大程度上的集体分配制度。这个时期几乎在各个经过发掘的遗址中都普遍发现有稻作农业的迹象．其中八十墙遗址的局部发掘曾收集到近2万粒稻谷和稻米．被鉴定为一种非籼非粳的古栽培稻类型⑨。萧山跨湖桥遗址也有上千粒古栽培稻的稻谷和大米出土⑩。作为农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家畜饲养业在这个时期开始有了明确的证据，跨湖桥出土的狗和猪已经有了明显的家畜的体质特征，彭头山一皂市文化也有可能是家猪和鸡的骨骼。至少在稍晚的跨湖桥和皂市文化时期出现了纺织业，跨湖桥出土了上百件的纺轮和线轮。其他与生业相关的制陶、石器和木器等手工业也很发达，跨湖桥还见到了最早的独木舟。至此，中国南方传统的新石器时代主要的生业方式俱已完备。只是八十蛸和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大量菱角、芡实、莲子、橡子以及各种野生动物遗存的比例远较栽培作物和家畜的数量为多．说明农业经济在这一时期也许还并不很发达。

第二个时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年代大约在距今7000～5500年间。这一时期正处于全新世大暖期，长江流域的气候接近现在的岭南，正适合于新石器时代多样化经济的发展。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逐渐增多，新石器时代文化迅速发展。到这个时期后一阶段，两湖地区有大溪文化、汉水中游有仰韶文化、苏皖平原区有北阴阳营一薛家岗文化、赣鄱地区有拾年山文化、江浙地区有马家浜一崧泽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各个区域的经济和社会普遍开始发生分化，分化的现象不仅产生于各个聚落社群的内部，而且还发生于聚落之间甚至区域之间。数量最多的普通聚落一般面积只有二、三万平方米，居住的人口有上百人，有集中埋葬的氏族村落墓地，从墓葬的随葬品可以看出来。有些小的继嗣群体占有较其他群体更多的财富。而少数大型聚落面积则有一、二十万平方米．最大的含山凌家滩甚至达到上百万平方米。大型的聚落是小区域中的经济中心，有的有专业的制陶作坊，如澧县城头山，有的可能是玉器的生产中心，如凌家滩，有的则还是祭祀中心。在区域经济中，江浙地区在草鞋山等马家浜和崧泽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有成群的水稻田，但田块都不是很大，一般只有三、五平方米，联系到河姆渡遗址出土大量的骨木耜，可以知道这一时期的农业进步不明显，仍然是所谓的园圃农业或耜耕农业的生产规模(崧泽文化晚期才出现犁耕)。家养动物在肉食中的比例也只占到15—26％@。而两湖地区城头山遗址发现的大溪文化早期(或称汤家岗文化)的水稻田至少在2分以上，或许说明两湖地区的农业规模要稍大一些，但两湖平原地区由于缺乏原料，几乎没有石器工业。苏皖地区的石器和玉器制作业规模很大，产品交流到四周所有的区域。正是在社群之间和区域之间广泛的产品贸易交流中，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得以繁荣。

第三个时期或许可以称为新石器时代后期，年代在距今约5500—4500年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两个区域经济和文化的核心地区，一个是两湖地区的屈家岭一石家河文化区，一个是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区。而这两个文化区的周边如汉水中游、苏皖、赣鄱、苏北等地或者文化衰落萎缩或者变化不大。在两湖和环太湖地区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和社群，由此产生了资源和领地的紧张，促使社群间社会关系的调整。其中比较明显的是新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址和聚落群，如石家河和良渚都分别是两地中最大的聚落和社会群体，它们直接的领地都可能接近了现在的一县之地，这已经是中国古代小国的规模了。社群内部的分化形成了等级社会，社群之间的分化也在加剧。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应该十分复杂，但无疑气候的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时期正是全新世大暖期过去后的降温期，适应原来暖湿气候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生产方式发生转变，其中最明显的证据来自良渚文化。早在崧泽文化晚期已经开始出现的犁耕农业到良渚时期十分普遍，还新出现了一批如耘田器、破土器、石刀等开垦、耕作和收割的新型农具，是所谓的犁耕方式，肉食动物中家猪的比例也上升到70％左右，农业一变而成为集约的生产经济，成为当时生计的主要来源。正是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促使大量的族群向两湖和环太湖适合发展农业的平原地区迁移，才造成两湖和环太湖地区成为这个时期社会文化发展的核心地区。

第四个时期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年代在大约在距今4500～4000年间，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全面衰落的时期，过去的屈家岭一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大量的聚落群都已消失，存在于两湖地区的是石家河晚期文化或称后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地区是所谓的南荡文化或广富林类型，但遗址发现很少而且规模也很小，分布的地方大多在长江以北，其中长江下游文化的衰落最为严重。出现这种情况原因还不很清楚，但应当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部分原因大概与黄河流域人口的南迁有联系。早在良渚文化晚期的时候，大汶口文化晚期文化的扩张已经到达长江沿岸@，两湖地区石家河文化也与大汶口晚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到这一时期，下游实际上就是北方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开发的边际地区，中游石家河文化晚期也有大量的中原龙山文化因素。长江中下游文化大规模的衰落期应该一直延续到商代以前。

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不同，华南和西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之后出现的是一种高度依赖捕捞水生动物的采集狩猎生活方式，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保持着这种经
济形态，直到新石器时代的最后阶段才有农业的出现，而且显然是从长江中下游地区扩散过去的。由于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华南和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和变化也经历了时期大致一样的四个阶段。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华南和西南地区仍然有前一时期延续下来的洞穴居住方式，仙人洞、甑皮岩、鲤鱼嘴等洞穴遗址都有这个时期的堆积，而且还继续延续到了很晚的时期，特别是在一些偏远的地区。但这些已经不是当时文化的主流。这个时期普遍出现了河流边分布密集的平地聚落，年代比较早的主要是分布在广西左江、右江和邕江及其支流的顶蛳山文化。稍晚的有分布在湖南沅水中游的高庙文化以及分布在湖北西部重庆东部的峡江地区城背溪文化和玉溪下层遗存@。这些集中分布在河边的平地型聚落的形式虽然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期彭头山一皂市文化、跨湖桥文化表面上看来大致一样，但聚落经济的内容却有很大的不同。这一时期的遗址中至今没有发现与农业或家畜有关的遗存，其中顶蛳山文化和高庙文化遗址多为螺壳堆积的贝丘，城背溪文化和玉溪下层则多见鱼骨，同时也有大量其他陆生动物遗骸，总之表现的是一种高度依赖捕捞水生动物的采集渔猎生计形态。其他的共同点还包括基本没有纺织业，流行蜷曲特甚的屈肢葬、蹲葬等。只是高庙文化和城背溪文化都位于南岭北侧，出现的时间也稍晚，与临近的洞庭湖地区彭头山一皂市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来源可能与这些农业文化有关。而岭南地区目前可以确定的这类遗存还只有顶蛳山文化，云贵地区同时期则只有类似云南蒙自马鹿洞和保山塘子沟遗址发现那种旧石器时代晚期类型的遗存⑩。因此可以说，高度依赖水生动物的新型采集渔猎经济文化在岭南也许分布并不十分普遍，在除峡、江以外的西南地区则很可能还没有出现。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全新世大暖期暖湿气候的来临，华南和西南地区采集渔猎经济也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机遇。分布于沅水中游的贝丘遗址大多是属于这个时期的。峡江地区聚落点迅速增多，是史前该地区最为繁盛的时期。由于这里是长江流域最大的鱼类产卵场，因此鄂西大溪文化、渝东玉溪坪文化早期特别依赖渔业，遗址堆积中常见成层的鱼骨堆积。这里的石器制作业也很发达，多数遗址都有大量石器制作的遗存。岭南地区也发现有这个时期的石器制作场，如广西百色革新桥@、都安北大岭一期@、以及广东英德史老墩等⑩。这些专门的石器制作地点代表了新的经济因素。这一时期华南地区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对新区域和新的采集狩猎资源的开拓，在广西、广东和福建濒海地区普遍出现了的贝丘遗址，如广西防城和广东潮安石尾山、陈桥村的贝丘遗址，以及代表新经济生活方式的沙丘遗址。在珠江口地区这类遗存被称为咸头岭文化(大湾文化)。这是南方地区人类最先开拓海洋资源的开始。同时这些适应海洋生活的采集渔猎民还渡海到海南岛以及福建沿海岛屿，形成蚵丘头文化(或金门岛的复国墩文化)的贝丘遗址，并在澎湖和台湾岛形成大坌坑文化。已经有研究者指出，这批沿海的采集渔猎文化应当来自沅水中游大溪时期遗存(高庙文化上层文化)⑩，也有研究者干脆径称之为大溪文化岭南型⑩。这个时期仍然几乎没有华南地区出现农业的确凿证据，只有三峡中大溪文化可能有家畜的饲养，但在陆生肉食动物中的比例很低，只有10％一20％国。

新石器时f睛期是华南地区高度依赖水生动物的渔猎采集文化大范围的萎缩和长江中下游农业族群开始南迁的时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应当与这个时期的气候变冷，渔猎采集经济出现危机有关，也同长江中下游同时期社会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其中华南和西南地区衰落最为明显的是位置最靠北的沅水中游和峡江地区采集渔猎文化，这两个地方的遗址数量比以前大为减少，遗址出土器物的文化面貌同此前不能连接@，应当是外面的屈家岭文化移民人迁的结果。华南地区珠江三角洲和闽江三角洲贝丘和沙丘遗址数量也有明显减少的情况⑤。同时，在粤北出现了石峡文化，粤西桂东西江流域出现了“乌骚岭类型”，这两种遗存有一定的相似性，又分别与赣鄱地区的樊城堆文化和湘江流域的岱子坪类型十分相象，很可能是由后两者发展而来@。而闽江下游新出现的昙石山文化也与赣东北和浙西南的良渚文化有密切联系@。华南这些新出现的文化都不是本地生长起来的，聚落面貌与长江中下游的农业聚落基本一样，在石峡文化和昙石山文化的多个遗址还发现了水稻遗存@以及玉器等，因此应当是长江中下游农业族群南迁的结果。稍后台湾也出现了水稻、粟等栽培作物@。西南地区不久之前在川西北茂县发现了营盘山马家窑文化遗址@，知道这个时期有移民自西北迁徙而来@。新石器时代末期气候回暖，华南和西南地区进入了史前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估计当时的人口应当超过同时期的长江中下游。福建和广东地区的几何印纹陶文化多种类型的贝丘遗址大量增加@，而像石峡三期那样的河流阶地遗址应当是农业类型聚落的遗存，这类遗存向北一直影响到湖南的沅水和资水上游，形成当地的斗篷坡文化国。台湾(当地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的数量更是数倍于前，岛内农业发展，并开始有广泛的石器、玉器贸易交流。广西有这一时期数量众多的遗址，至今还没有公认的文化名称，其中桂北的资源晓锦遗址第二期发现有大量的水稻③。西南地区在成都平原突然出现的宝墩村文化发现有多座的城址，是该地区发展水平最高的一支文化。云南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应当是滇池周围出现湖滨贝丘遗址群，年代即在这个时期，也发现有稻作农业的遗存，其他大量的有农业的文化如白羊村文化等年代则要稍晚一些。华南和西南地区在这个时期文化的繁荣和人口的大量增加应当与农业的发展有关，但又不会仅仅是当地文化发展的结果，如果联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同样出现在这个时期，或许可以推测是有人群南迁和西迁的结果，否则就难以解释像突然出现的宝墩村文化的来源@。当然西南地区同时也还受到西北地区文化的影响。

南方地区各个区域的史前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史前文化的发展呈现了大致一样阶段性。在旧石器时代，南方地区似乎没有明确的文化重心，到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最为发达的地方应当在南岭的南北两侧，而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后则长期在长江中下游，至新石器时代末期又转向华南和西南。南方地区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文化重心的转变都对于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史前历史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早更新世之后，气候发生过多次的冷暖变化，中国北方地区的古人类一般生活在气候比较温暖的间冰期，冰期时则向受气候变冷影响不很大的南方移动，北方地区很少发现寒冷时期古人类及其文化遗存，而南方地区则不论暖期还是冷期同样都有丰富的古人类文化存在，因此旧石器时代的南方地区实际上为中国的古人类提供了维系生存的避难所。南方地区也因气候的稳定一直都保持着文化的连续性，在石器工业上的表现就是砾石石器的传统@，这种传统代表的是更多地依赖植物性食物的生计方式，这就使得南方地区的古人类对于植物性食物的获取有着更多的了解和偏爱。在最后冰期的最盛期，在北方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南方旧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和生计形式更为复杂多样，这就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出现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与整个东南亚地区连为一体的，在最后的阶段至少岭南地区与东南亚都是和平文化的分布范围。但最早出现变化的地方却是在华南的南岭南北两侧地区，这里出现的新石器化过程是东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在最后冰期的盛冰期时，这一地区率先出现了东亚地区最为复杂多样采集渔猎经济，与之相应的人类文化也同样发生很大变化。这里出现的陶器和磨制石器最早的年代可达一万六、七千年@，玉蟾岩可能是栽培水稻的年代也可以早到一万五年前。如果这样的年代可以采信，那就将是东亚乃至世界上新石器时代开始最早和农业出现最早的一例。而这样早的年代实际上是将这种转变发生的时间直接定格在历史上气候最为寒冷的时期。这就意味对东亚乃至世界历史的改写和对现有农业起源以及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出现理论的挑战，其中当然也包括陶器起源的种种说法@。

其实，即便是随后在长江中游地区发展起来的彭头山文化可以确认的早期稻作农业也较目前所知的北方地区农业出现的年代要早一些。在最后冰期的最盛期，华北气候寒冷，地表植被草原或荒漠一草原化，这个时候在华北各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广泛流行石叶特别是细石叶技术，这是适应草原环境的专业化狩猎者所特有的石器技术，随着气候的回暖和全新世的来临，这种石器工业也就逐渐退出华北地区。但此后华北地区出现的新石器时代磁山一裴李岗文化是高度依赖采集和农业的文化，与华北细石器文化应该不是继承的关系圆。鉴于淮河流域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既有粟作也有稻作农业，而且陶器等人工制品也不无与彭头山文化的相似之处，有研究者已经提出了对华北地区农业独立起源的疑问以及北方农业起源时期与南方稻作农业的关联性⑤。更有学者论证了北方的粟作农业是在南方稻作农业北进时适应北方气候的产物，也因此北方地区的粟作在一开始就有了一定的规模@。

新石器时代中期稍晚的时候，稻作农业出现在汉水中游的何家村和李家村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已经在关中地区出现，豫中则有很多的证据。至新石器时代末期，山东北部的龙山文化也有了稻作农业的证迹。因此稻作农业一直都是北方地区南部农业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后，稻作农业经过山东半岛至辽东半岛再到朝鲜半岛直至东渡日本，构成了东亚地区最基层的早期农业体系@。

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新石器时代后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一直是南方地区的文化中心，与东亚地区另一个最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心黄河中下游地区相比邻。在这一段将近4500年的时间里，长江中下游一直保持着两地文化交往中较为主动一方的角色，社会发展的程度则大致保持了与黄河中下游一致的步调和水平。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逐渐成熟的石器、玉器、漆器和丝绸手工业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对黄河中下游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到新石器时代后期，这里出现的犁耕集约农业也是当时最为先进的农耕制度。在这个时期的偏早阶段，屈家岭文化或它的影响直接到达了豫中地区@，良渚文化(早期)或其影响则分布到山东和江苏交界处@，是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对北方地区影响最大的时段。直至新石器时代后期偏晚阶段，随着气候变冷达到峰值的时候，大汶口晚期文化向南扩张到长江沿线，这种情况才发生转变。随后的新石器时代末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进入了史前文化的衰退期，对黄河流域的影响逐渐衰微。但此时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一系列成就早已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土壤之中，成为以后中华早期文明的源头之一。

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同样对华南和西南直至东南亚地区的史前历史有着重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发生的时间要偏晚一些。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南岭南北两侧洞穴遗存的文化面貌就有所不同@。此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在华南、华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相接的南岭北侧以及西南东部峡江地区出现的是一批富于新石器时代特色的渔猎采集文化群体，这种采集渔猎经济活动特别依赖水生的鱼类和螺蚌，因而在这些地区留下了很多贝丘遗址，可以说是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农业为生计有所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全新世大暖期最为温暖气候的到来，这种生活方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中与位于湖南北部的高庙文化、峡江地区的大溪文化以及广西东部的采集狩猎文化有密切联系的人群纷纷向东南扩展，在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开发海洋资源的采集渔猎新文化，留下了众多的贝丘和沙丘遗址。这支文化由于适应了海洋生活，不久就渡海向福建和广东沿海岛屿进发，形成了福建沿海的蚵丘头文化和台湾的大坌坑文化。这是东南和华南地区史前最早海洋文化形成的开始。同时在越南北部也出现了类似的留下贝丘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采集渔猎族群，这也是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向东南亚大陆地区扩张的开始。因此可以说，华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出现的高度依赖水生动物资源的采集渔猎文化是东南亚地区新石器时代新生活方式的先驱。

新石器时代后期气候的变冷使得华南和西南地区的采集渔猎文化逐渐萎缩，同时由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生产方式的剧烈变化和社会群体的重组，促使一些族群向岭南地区迁徙，在华南形成了昙石山文化和石峡文化，造成稻作农业乃至文化向华南的扩张。同时，西南地区川西北也有粟作农业群体的迁入。这就引发了农业文化与华南和西南原来的采集渔猎文化的直接交流、融合，改变了当地的人口和社会结构，并在这里产生了新形态的史前文化。在随后的新石器时代末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衰落，人口不断向华南和西南迁徙，新形态的文化迅速成长，使华南和西南地区在史前时代最后阶段成为南方地区的文化中心，揭开了南方地区史前历史新的一页。

如果引用张光直先生过去总结的“龙山形成期”的概念o，那么这两个时期就是“龙山形成期”的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也就是新石器时代后期是华南和西南地区新型农业文化形成期，后一个阶段也就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是这两个地区的文化繁荣期。正是由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华南和西南地区文化的繁荣和人口的密集，随即造成了这里文化和人口向东南亚岛屿和大陆地区的扩散。目前有明确证据从台湾向菲律宾北部文化扩张的年代正是在这个时期@，越南北部和泰国北部出现农业文化的年代也是在这个时期o。此后，农业文化加速向东南亚大陆地区扩散形成了南亚语族文化，向东南亚岛屿以及太平洋地区扩散形成了南岛语族文化固。因此，在华南和西南地区先后出现的两种经济文化模式应当是东南亚地区史前历史的主角，它们向东南亚地区的扩张的历史也同南岛和南亚语族语言学史研究得出的结论大体一致⑩。同时，华南地区在这一时期特别是稍后的一段时间里也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沅水和资水上游的斗篷坡文化应当是岭南文化的一支，石家河文化晚期也可以见到印纹陶的影响，之后江浙一带马桥文化及其同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也都是印纹陶的文化传统，构成了南方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底层。

中国的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在东亚史前历史上都曾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由于她们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与外部文化的联系以及内部区域互动的情况各不相同，在史前的各个时期起到的历史作用也各不相同。在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北方地区黄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由于受到北方和西北文化的推动产生了新的变化，而北方地区的发展则来自更遥远的西北方向的刺激，随后在这里率先形成了青铜文明，开启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历史。但南方地区则没有这样的幸运，在它的南边并没有一个相当发达的文明存在，因此南方地区在进入早期历史时期以后的地位似乎并没有北方地区那么引人注目，但如前所述，她在史前时期的历史地位却是不容低估的。而且，随着南方史前考古更多的发现和深入的研究，南方地区的史前历史及其影响还将进一步地被揭示出来，对东亚乃至世界史前文化发展的诸种理论也必将提出了难以想象的挑战。

注释：
1、王幼平：《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科学出版社，北京，2005年。
2、张弛：《筒论南中国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张忠培等主编《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190一198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3、何乃汉：《岭南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1985)158—166页，文物出版社，北京，1988年。
4、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1万年以前的稻谷和陶器》，载严文明等主编《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35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桂林甑皮岩》286—294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5、张文绪：《水稻的双峰乳突、古稻特征和栽培水稻的起源》，载严文明等主编《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122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6、中村慎一：《中国稻作起源谕④现在》，《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鞭》第十号1—11页，2000年10月。
7、参见张弛：《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
8、裴安平：《澧县八十坞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10期第一版。《湖南澧县梦溪八十坞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2期26—39页。
9、张文绪等：《湖南澧县梦溪八十端出土稻谷的研究》，《文物》1997年1期36—41页。
1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跨湖桥》273—277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11、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8页。⑩参见北阴阳营遗址H2。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一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87—88页，文物出版社．1993年。
12、邹后曦等：《重庆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重庆市文物局等编《重庆·2001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7—40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13、张兴永：《云南两处旧石器末期至新石器早期遗址》，封开县博物馆等编《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三十周年论文集》109一¨1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年。
14、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百色市革新桥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3年第12期1—5页。
15、林强等：《广西北大岭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2日第一版。
16、《英德沙口史老墩遗址》，英德市博物馆等编《英德史前考古报告》123—23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17、何介钧：《环珠江口的史前彩陶与大溪文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71—78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18、h工：《环珠江口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遗存的编年与谱系》，《文物》1999年第11期‘54页。
19、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7—8页。
20、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21、西谷大《中国柬南沿海部∞新石器畴代》，《国立屋史民俗博物馆研究鞭告》第70集1～56页，1997年。
22、贺刚：《南岭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1993)183—193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23、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好川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
24、严文明：《再论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年2期72—83页。杨式挺：《谈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文物》1978年第7期23—28页。
25、臧振苹、李匡悌、朱正宜等，《台南科单工棠圆匾道筇遗址未剖入保存匾部份拾救考古计划期未鞭告》， 98—100页．南部科孥工棠圜匾管理局委托中央研究院疆史话言研究所研究赧告，台北，2004年。
26、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77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或许还要早到庙底沟文化时期，见陈剑等：《长江上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讨论会纪要》，《考古》2005年第5期90页。
27、赵辉：《珠江三角洲地区几何印纹陶的出现和文化的发展》，许倬云等主编《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上册221—250页，商务印书馆。香港，1999年。
28、贺刚：《南岭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1993)177—182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29、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资源县晓锦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3期7—30页。
30、俞伟超：《三星堆蜀文化与三苗文化的关系及其崇拜内容》，《文物》1997年第5期34—41页。
31、王幼平：《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324页，科学出版社，北京，2005年。
32、赵朝洪等：《中国早期陶器的发现及相关问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五)上册98—100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33、Pearson，Richard 2005． The social context ofeady pottery in dle Lingnan re百on of souch c|lim．Andqu醇79：819—828．
34、王幼平：《晚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华南与华北石器技术的发展》，“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一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3年，桂林。宦多David Jod cohen，Microblades，Pottery，and the№nlre and Chronalogy of dle PalaeohtKc—NeohthicTrallsidon in Cllim，in The Review of mchae0109y，Fall2003．21—36．
35、朱延平：《关于中国栽培植物起源问题的探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21—36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36、严文明：《东北亚农业的发生与传播》，《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37—44页。
37、参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

本期“史前文化”专栏，选登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先生的《反山M12再思一一良渚遗址群显贵者墓葬个案的研究》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朔知先生的《皖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变迁》。良渚遗址群以及位于遗址群中部的反山墓地对于良渚文化、长江下游地区史前历史乃至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的重要性无需多言。能够碰到并发掘出这样一个墓地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反山M12再思一一良渚遗址群显贵者墓葬个案的研究》一文作者方向明先生虽不是反山墓地的发掘者，却是墓地的整理者和新出版的《反山》报告编写者。同时也是很多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者以及《瑶山》等重要报告的编写者。对于反山墓地乃至良渚文化的墓葬制度有很透彻的了解并发表过很多相关论文。而本文对出‘琮王’的反山M12的个案研究。特别关注的是墓葬中随葬器物放置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及其与已经朽坏有机物质之间的联系。试图复原这些器物原初的存在状态．因而对于了解反山墓地以及良渚文化的埋葬制度、礼仪文化和社会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反山墓葬保存状况十分不理想。一些有机物甚至是人骨、象牙器具等都已朽烂殆尽。发掘的时候由于是第一次遇到良渚文化这样大型的墓葬，基本没有先例可以参考。因此尽管发掘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很难将随葬品最原初的状态完全恢复出来，因此就特别需要本文这样参照其他相关材料对原始资料的‘再发掘’。皖西南地区是东西连接长江中下游、南北交通淮河和赣鄱地区的所谓‘四战之地’，在文化地理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个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开始的时间虽晚，但在近年来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皖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变迁》一文作者朔知先生参加过本地区很多遗址特别是薛家岗遗址的发掘，并主持编写出版了《潜山薛家岗》报告，同时还对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过详细的调查，因此十分熟悉相关的材料。文章详细阐述了本地区新石器时代从黄鳝嘴类型经薛家岗文化到张四墩类型的文化发展过程。分析了不同时期本地文化与周边地区的文化往来情况．从而在广阔的视角下论述了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同是也加深了我们对于周围长江中下游以及黄淮地区、赣北平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对于关心本地区史前文化的读者来说是很值得一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