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21年1682年，当新任四川荣昌知县张懋尝，带着7位随从抵达荣昌县城时，他万万没想到，一场猛兽之祸由此开始。当张懋尝进入荣昌县城后，让他目瞪口呆的是，全城死寂空无一人，“蒿草满地”。正当大伙感觉纳闷时，突然，一群老虎猛地蹦了出来，张懋尝主仆八人惊恐之下慌忙逃命，怎奈虎口凶猛，转眼间，张懋尝的7个随从，就有5人丧生虎口之下。
张懋尝从虎口下侥幸逃生的这一年，清廷刚刚平定三藩之乱中吴三桂进入四川的军队。此时，从明朝末年的张献忠屠川，到清军与明军的厮杀，再加上历时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1673-1681），历经四十多年的战乱、厮杀、虎害和瘟疫等天灾人祸，四川全省人口已经从明朝万历六年（1578）的600万人，锐减至不足50万人。全省90%的人口丧亡，“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
清朝初期的四川，是中国虎患最为严重的区域。
其实，早在公元263年的三国蜀汉末期，四川人口就已高达百万；到南宋末期，四川人口更是一度增长至近千万；此后在蒙古人的屠戮下，四川人口锐减，经历明朝的移民和繁衍生息，到明朝万历六年（1578），全省人口一度恢复至600万人。但没想到明末清初这场历时四十多年的战乱，竟然将四川一度打回了原始社会。
早在张懋尝虎口逃生之前，顺治年间，四川南充知县黄梦卜就向上级汇报说，他原来在南充招徕了户口人丁506人，没想到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228人，病死55人，“现存223人”。黄梦卜不死心，又招徕了74人到南充落户，没想到，这74人中，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
据《南充县志》记载，当时的县衙门、学宫全部成了老虎的洞窟，以致南充知县黄梦卜无比感慨地说：“夫南充之民，距府城未远，尚不免于虎毒，而别属其何以堪哉？”
（一）
老虎横行四川的时候，康熙皇帝也非常烦恼。
其实早在康熙的父亲顺治年间，顺治十六年（1659），清兵攻占了整个四川，但统计人口发现，整个四川，官方所能掌握的人口，竟然只剩下16096丁（户）、共92000多人。正当清廷开始招徕国内各地人口到四川开垦时，不料三藩之乱又起，随后吴三桂的军队进占四川。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几万人口，转眼就在为时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1673-1681）中死伤殆尽。
曾经的天府之国，此时已经化为老虎纵横的人间炼狱。四川残破，则国家内陆不稳，于是康熙决定，通过大批量人口移民来填实四川，以此来挽救、振兴天府之国。
“湖广填四川”真正拉开帷幕，是在康熙时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场历时一百多年、浩浩荡荡的“湖广填四川”运动，开始了。
就在荣昌知县张懋尝汇报从虎口逃生的第二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下发了一道圣旨，号召大清帝国的子民积极前往四川垦荒，并表示四川境内土地，不管原来是有主还是无主，在没人耕种和缴纳粮税的情况下，新移民只要愿意去开垦，垦荒土地就全部归属新移民。
土地，是农业时代人民的命根。只要愿意开垦，就可以免费拥有梦想中的土地，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而且，这是由皇帝颁发圣旨保护、真实存在的“馅饼”，于是，在临近四川的湖北、湖南、陕西、广东、广西、江西、福建、云南、贵州等地，在人民的口耳相传中，一支奔赴四川的移民大军，开始陆续出发了。
（二）
关于源流，有一个永恒的命题：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在康熙年间，无数涌动在移民路上的人们会告诉你：我从湖广来，要到四川去。在这场“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中，抢先进入四川的人，也捡到了大便宜。
康熙二十四年（1685），移民到四川广汉的平民张连义，意外发现他抢先抵达的四川广汉凉水井一带竟然荒无人烟，于是，张连义拿着竹签和木片到处“插占”，没多久就圈了2000多亩地，在当时，由于长期战乱后许多土地荒无人烟，因此抢先回川的部分土著，和抢先入川的移民们，只要随便拿个东西“插占”，就可以圈个几百亩乃至上千亩地。
在四川中江，从湖广一带移民来此的刘廷齐，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所占的田地“地界旷远”，有时竟然一个多月都不能巡查完：“月余不能履其地。”而在一些偏僻的荒山地区，当时的新移民甚至“由人手指某处至某处，即自行营业”。
手指到处比划比划，你能看到的土地就是你的了，这种在今天看来近乎天方夜谭的奇闻，却是康熙中期，大清帝国真实存在的四川移民圈地景象。
这种任由移民在四川随意“插占”土地的奇观，一度存在数十年之久，即使到了雍正六年（1728），迁徙到四川的移民，还可以由清廷官方以一夫一妻为一户, “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 。
康熙年间移民四川三台的福建人后代陈兆溥，墓碑背面写着：“原籍闽省”。
平定三藩之乱后，在清廷官方的支持鼓励下，经过湖广等各地迁徙进入四川的移民，大概每年为8000户左右。整个康熙年间（1662-1722），湖广等地进入四川的移民大概为155万人。当时，四川部分官员急于丈量土地，以征缴钱粮。对此，康熙反而不着急。有一次，康熙就对四川巡抚年羹尧说：“为巡抚者，若一到任，即欲清丈田亩，增加钱粮，即不得民心矣!”康熙的意思是，四川久经战乱、土地空旷，所以先要给移民甜头，等到以后条件成熟了，再来清丈土地、征缴钱粮也不迟。
到了雍正六年（1728），雍正皇帝开始在整个四川推行清丈土地，并实行按亩载粮、按粮征银的税制改革，这也是“摊丁入亩”改革的一部分。
由于到了雍正年间，占了土地要缴税，于是，一些在康熙年间“插占”了大量土地，却又无力耕种开发的暴发户，不得不将大量土地贱价甩卖。雍正时期的四川，只要一两银子，就“可购十亩之地”，甚至还有“鸡一头，布一匹而买田数十亩者。有旷田不耕，无人佃种而馈赠他人者”。
虽然历经明末清初的大规模战乱，但实际上到了康熙、雍正年间，中国实际人口已突破1亿大关。在湖广等人多地窄区域，从四川传来的土地几乎是不要钱，或贱如白菜的消息，震撼了整个湖广地区的人民，于是，人们扶老携幼，目标只有一个：上四川。
（三）
以时间来区分，湖广填四川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
移民入川的初期阶段，大体是顺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此时期清廷虽然占领四川，但不久就发生三藩之乱，以致移民填川的效果很差。
移民入川的第二阶段，大体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乾隆六十年（1795），长达 112 年。这期间，由于清廷官方颁布“开荒即有其田”等土地政策，由此带来了大规模的移民四川热潮。
而移民入川的第三阶段，则是从嘉庆元年（1796）算起，到大概同治年间（1862-1874）终止。此时期，四川爆发“白莲教起义”，再度发生内乱，加上土地已基本被早期移民瓜分殆尽，所以仅有少量移民入川。
有研究表明，明清鼎革之际，中国进入了第4个灾害群发期，由于自然灾害频发，加上地少人多，于是，在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整个清朝时期共有20多万人选择了移民四川。
当时，世居福建漳州府南靖县隐溪的陈氏，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后，整个家族就有2000多口人集体移民四川，并落户在四川金堂。
乾隆十七年（1752），原籍福建漳州府龙岩州溪口县万安里、时年40岁的徐美周，带着28岁的妻子韩氏，用一个箩兜，一头挑着6岁的儿子，一头挑着仅有6个月大的女儿，就这样靠着步行和肩挑，硬是走到了四川，并落户在了今天的重庆市大足县。
湖广填四川的主要迁徙线路。当时，湖广填四川的道路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由长江水路入蜀，第二条是由川北的川陕周边旱路入蜀，第三条是由贵州旱路入蜀。由湖北、湖南入川的移民，最常走的是第一条的水路；由陕西一带入川的移民，则喜欢走第二条；贵州本省、广东、福建、湖南靠贵州地区的移民，则喜欢走第三条。
远离故乡的路，并不好走。
康熙四十七年（1708），来自湖南零陵的王氏兄弟，就记载了他们“阅巫山，度巫峡，历夔关，两岸猿声酸他乡之客，轻舟万重波惊失路之人，早行夜宿，亦步亦趋，经月余”，最终从湖南零陵经长江水路，抵达四川简阳的过程。
（四）
最早移民四川的路，也是冒险者和苦难者开拓的。
康熙年间，已经50多岁的广东连平人谢子越，听说四川经过长期战乱后“土旷人稀”，毅然认定这是“豪杰可乘之机会”，于是“挈眷西迁”，最终落籍成都华阳。
原籍广东长乐（五华）的教书先生范端雅，则因为饥荒走到了四川。雍正年间，粤东地区连续多年旱灾饥荒，面对当时家乡“凋敝未复”的窘困局面，这位私塾先生奋然而起说：“丈夫志四方，奚必株守桑梓。吾闻西蜀天府之国也，沃野千里，人民殷富，天将启吾以行乎？”于是，在饥荒和冒险主义的驱动下，范端雅最终带着5个儿子一起移民到了四川，并落户在四川叙永。
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从湖北湖南邻近一带入川，最快也要一个来月。更远的例如从广东、福建等地出发，则最快也要三个多月。由于路途遥远，很多人为了移民四川，不惜变卖家产、倾尽家财出行。
雍正四年（1726），来自广东兴宁的廖奕珍，就将全部家产变卖后，取得现金120多两银子“入川”，当时，廖奕珍带着妻子彭氏和年龄分别为16岁、12岁和8岁的3个儿子随行，当他们一家5口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四川荣昌县西街歇息时，已经用光了全部盘缠。“斯时也，盘费既尽，家无斗筲，举目无亲，借贷无门，拮据瘁瘩，固所难言。”
为了冒险到四川寻找幸福生活，来自广东长乐（五华）的钟宏予，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带着三个儿子一起启程入川，当走到湖南浏阳时，钟宏予已经是身无分文。钟宏予只得带着三个儿子留居在湖南浏阳，靠着砍柴卖柴为生，经过“奋力斩棘披荆，樵采三年，珠积寸累”，才终于攒了100多两银子。于是，雍正元年（1723），钟宏予带着三个儿子再次出发，最终历时40多天，步行到了四川简阳县踏水桥，并在当地安家落户。
来自广东的曾廷槐，也在康熙年间带着弟弟们从粤东出发入川，当步行到半路时，他们的路费已全部用光。当时，曾廷槐的六弟和七弟都还小，于是二弟主张将两个年幼的弟弟都给卖掉来换路费，曾廷槐坚决反对。他说：“兄弟同气也，忍割同气以自生乎？亲灵必难相容也！”
于是，曾廷槐将自己穿的衣服和妻子陈氏的首饰全部卖掉“以资前行”，最终才得以步行到了四川金堂，后来，他们落户在四川简阳，并以租田耕耘谋生。
蜀道难行，蜿蜒崎岖，却也彰显情义。
康熙年间，来自湖南安化的谌安仕，靠着一根扁担和两个箩兜，将两个年幼的弟弟谌安忠、谌安位，一路挑到了四川三台县景福镇。二十多年后，弟弟谌安忠娶妻生子，他的后裔为了纪念伯祖谌安仕疼爱弟弟们的情义，特地在景福镇建了一所“笃祜祠”来纪念谌安仕，这座祠堂有一副对联，联文写的是：友爱笃前人，三千里外双肩弟；贤劳感后辈，二十年来一报功。
（五）
入川路上，虎患也是严重的考验。
康熙十年（1671），四川广安邓氏家族的祖先之一邓绍祖，在从广东返回四川广安的途中，“为虎所食”。
清朝初年的四川地区，在顺庆府和保宁府，甚至发生老虎成群游荡吃人的现象。清初文人沈荀蔚就在《蜀难叙略》中记载，顺治八年（1651）春：“川南虎豹大为民害，殆无虚日。乃闻川东下南尤甚。自戊子（顺治五年）已然，民数十家聚于高楼，外列大木栅，极其坚厚，而虎亦入之，或自屋顶穿重楼而下，啮人以尽为度，亦不食。”
沈荀蔚记载说，由于虎患太过严重，当时在四川省内的移民如果要去河边取水，甚至要组织一帮人马，敲锣打鼓持火把、拿着武器才敢出门，以此来恐吓老虎，但即使是这样，在清朝初年的四川，还经常听说某某州县的人，全部被老虎吃光了：“如某州县民已食尽之报，往往见之。遗民之得免于刀兵饥馑疫疠者，又尽于虎矣。”
四川广安文人欧阳直在《蜀乱》这本书中记载说，当时移民入川的风险非常大：“四川遍地皆虎，或七八，或一二十，升楼上屋，浮水登船。此古所未闻，闻亦不信。”
欧阳直记载道，有一年夏天，他乘船从宜宾去泸州，竟然见到长江两岸的沙滩上，有许多又肥又壮的老虎在晒太阳。船靠泸州时，又见数十只老虎“逍遥江边，鱼贯而行”。欧阳直有一天晚上夜行，竟然在月光下见到四只老虎，幸亏藏匿在草间，才得以幸免于难。
而比残酷的虎患更恶劣的，是移民环境的恶化。
在清廷的政策鼓励下，整个康熙年间（1662-1722），来自湖北、湖南、陕西、广东、广西、福建、贵州、云南等地的移民前后达155万人之多。到了雍正时期（1723-1735），由于开始丈量土地，限制人口流入，此时移民潮有所降低。但到了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清廷再次放开限制，前往四川的移民又增加了420万人。
由于移民剧烈猛增，后来的移民已经错过了早期通过“插占”即可大量占有，或廉价购买土地的黄金时机。于是，在乾隆、嘉庆年间，经历千辛万苦抵达四川的移民们尴尬地发现，四川早已并非先祖们传说中的天堂。无奈之下，他们只得靠着帮人做佣工，或者租田佃种方式谋生。
到了乾隆时期，整个四川的土地已经是“开垦殆遍，几于野无旷土了”。
乾隆八年（1743），四川巡抚纪山在奏疏中说：“查湖广等省外来之人，皆因误听从前川省地广人稀之说，群思赴川报垦，不知川省已无荒可辟。”
与康熙年间抵达四川、许多能当上地主的农民不同，到了乾隆年间，四川即使是荒山野岭，也几乎已开垦殆尽。
定居于四川成都龙泉十陵的卢氏入川始祖卢仁彦，当初就是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从粤东历经三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才抵达四川华阳。
满以为是到了黄金天堂的卢仁彦，此时才发现四川已是无地可占。无奈之下，为了养家糊口，卢仁彦在抵达四川华阳的第三天，就开始帮别人耕田。他的二儿子帮人做佣工，三儿子则帮人放牛来谋生。
原籍广东兴宁的14岁的客家少年刘秀标，在入川抵达重庆江津县油溪镇后，以帮人放牛谋生。所幸这家女主人很有同情心，把他当做儿子一样照顾，到了晚上还帮刘秀标缝补衣服。由于刘秀标的衣服长期没有洗涤，不仅又脏又破，而且长满跳蚤，为此女主人还将他的衣服拿去“蒸湔”。
此前，刘秀标的兄长刘秀桂先行入川，当刘秀标找到哥哥时，才发现兄长由于帮别人当石匠，不小心被石头砸伤了脚，“成脓疮”。于是刘秀标到处为哥哥求医问诊，好不容易把哥哥的脚治好后，兄弟俩却花光了所有的钱财。无依无靠的两兄弟，最终在重庆街头被迫沦为乞丐。
而刘秀标、刘秀桂兄弟的遭遇，也是湖广填四川期间，部分赤贫移民艰辛生活的一个缩影。
（六）
至此，在进入嘉庆年间（1796-1820）后，随着四川土地的开垦殆尽，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最终逐渐减弱，并在同治年间（1862-1874）后彻底消失。
历经从顺治十六年（1659）到乾隆六十年（1795）前后断续的移民潮，在湖广填四川近600万移民的补充下，四川的人口，从康熙二十年（1681）的大约50万人，逐渐恢复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231.6万人。到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川实际人口突破了1000万。
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四川人口已达到2071万。宣统二年（1910），四川人口更是达到了4800万。而四川庞大的人口基数，也为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依托四川、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伟大的根基。
可以说，今天的四川人，融合且激荡着整个中华民族的血脉，我们唇齿相依、自古一系。
而故乡，始终是难以忘却的存在。
在先祖移居四川一百多年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后来位列“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进士、刑部主事刘光第（1861-1898）回到了福建武平的先祖故乡。
刘光第的先祖，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从福建武平县湘坑湖村，移居四川富顺县杜快铺卢家嘴。作为四川刘姓族宗返回原乡第一人，当刘光第返回福建武平时，宗亲们特别为他在祠堂举行了接风宴会，并引领他祭拜祖先灵位。此后，刘光第还脚穿麻布草鞋，跟随宗亲祭扫祖墓。为此，刘光第特地写了一幅对联，联文曰：数千里闽蜀一派源流；十几世祖孙同年乡会。
为了寻找故乡，民国军政强人杨森（1884-1977），和他的祖先们，则整整找了200多年。
当初，杨森的先祖杨兴阶，于康熙年间（1662-1722）从湖南衡阳县草塘村移居到了四川广安，到了民国初年，杨家在四川已繁衍9代，杨森是第7代孙。杨兴阶在临死前曾经嘱咐子孙们说：“我的老家在湖南衡阳草塘，你们有机会时，要去寻宗认祖，切莫忘记。”
杨兴阶的这个口头遗嘱在四川广安杨家世代相传，但子孙们传到后来，却把“衡阳”两个字给传漏了，成了“湖南草塘”，但湖南有70多个县，“草塘”究竟是在湖南哪里呢？
一直到1937年，杨森带领军队出川抗日，入湖南设防时，几经周折，终于获悉草塘村是在衡阳。为了迎接杨森回乡认亲，1941年夏天，湖南衡阳草塘村杨氏宗亲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返乡认亲仪式。杨森则为草塘村的杨氏宗祠题写了对联：数传自巴蜀归来，得拜祖宗，欢腾一族；千载冀衡湘子弟，共矢忠勇，捍卫中华。
返乡认祖后，杨森特地在草塘村住了4天，以此怀念乡情。
而记载祖先于乾隆时期，从广东兴宁移居四川奉节的《刘氏考订族谱》，则有一副联诗写道：骏马骑行各出疆，任从随地立纲常；年深外境皆吾境, 日久他乡即故乡。
他乡吾乡，从湖广到四川，作为中国人，我们始终不曾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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