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的流弊：中华谱书的史料价值

作者 徐建华①
家谱的流弊，主要是以内容作伪为特征，尤以宋代以后，明清两代为烈。
家谱，作为一种家族文献，自然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同时，家谱还具有敬宗收族，自我炫耀，提高家族自豪感、荣誉感与向心力、凝聚力，从而促进家族内部团结和提高家族社会地位的作用。因此，它自然要隐恶扬善，夸大甚至编造本家族历史与传统，使之显赫以骄人。此外，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文化是社会主流文化，为认同社会主流文化，又有许多家族在修 谱时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儒家礼教来塑造祖先形象，规范祖先言行，掩盖祖先劣迹，抹去不良痕迹。虽说许多谱书上都提到 “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循实记载“ ,“不虚实，不隐恶” 等字样，但真正做到的并不多，大多数家谱，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乱认祖先，伪冒名族，假托攀附，滥造世系，隐恶书善的毛病，直接影响到了谱书的史料价值。

家谱中作伪的历史由来已久，不同时代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在南北朝、隋唐、五代这段以官修家谱和政府掌握家谱为主的时期，作伪大多是通过别人之手来实现；自宋代以来家谱家族化之后，作伪则是由自己，即修谱之人自己动手来完成。
通过别人之手来实现大多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因为五代以前，个人的政治前途、经济利益与家族门第尊卑密切相关，谱牒是出仕的凭据之一，如能进入名门望族之中，出仕就有了保障，庶族如想进入望族，通过常规手段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冒宗、联宗或篡改家谱等不正当手段来实现。而望族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也十分警觉，严防此类事发生。因此，五代之前，这种功利性很强的家谱作伪行为是违法的，一旦被发现，将受到严厉惩处。如六朝时谱学名家贾渊在撰著《氏族要状》时，受贿将鄙贱人王泰宝列人世族琅瑶王氏谱中，事发后被捕下狱，差点保不住脑袋。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事发后虽遇大赦逃过死刑，但也罢官罚钱，声名狼藉。
自己作伪，功利性虽不是很强，也不明确违犯什么法律条文，但于情于理不合，也不符合封建伦理规范。虽然如此，可家谱之中自我作伪的传统却渊远流长，严格算起来，大概要从南朝齐、梁时开始。

在《南齐书·高帝纪》中，明确写着齐高帝萧道成是西汉开国功臣萧何的24世孙，《梁书·武帝记》中说梁武帝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自然也就是萧何的25世孙。《南齐书》、《梁书》这部分内容的来源必然是齐、梁皇帝的家谱《齐帝谱属》、《梁齐帝谱》、《梁帝谱》等，这些谱书虽是他人修撰，但必定曲从于皇帝旨意，因此，也就等同于自己作伪了。 对于齐、梁二帝是否真是萧何后裔，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理由有三：
l、唐初李延寿修《南史》，对萧道成的家世只上溯到高祖萧整为止，连萧道成很重视的一个祖先西汉萧望之都没溯及，这只能说明后人虽然看到了齐朝的皇帝家谱，但不予取信。同样，对萧衍也是如此。
2、唐代著名学者颜师古就曾明确指出，后世萧姓之人大多妄相托附，都说是萧何后人。
3、萧望之汉宣帝末官至御史大夫、前将军、爵关内侯，与萧何相差一百多年，｀但在朝廷寻找萧何后人的情况下，并没有认为自己是萧何后人。 这种萧姓后人妄相托附，以萧何为始祖的传统一直流传了下来。 冯尔康先生在对明人《新安萧江宗谱》进行考察后指出饥仅谱中世系图本身就有14条错误，其中有些是抄自《南齐书》、《梁书》、《新唐书》的，可照抄还有抄错的，其始迁祖萧桢是名人之后和官员，也是编造的，编造的目的和作用就是可以上溯到萧何。除此之外，谱中还存在将他姓著名人物改姓窜人，或盗用别人事迹、世系等行为。古人这种谱上作伪行为决非《新安萧江宗谱》这一种，自宋以后，已成为一种普遍行为。当时和后世学者也多有讥评，如文天祥就曾这样认为，宋代家谱中＂凿凿精实，百无一二”。通观古代家谱中的内容作伪行为，归纳一下，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姓氏溯源上攀龙附凤，以上古和汉唐时期的帝王将相、贵胄名臣为本族的始祖或远祖，乱认他人为祖先。 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是家谱中最常见的通病，宋元以后尤为明显，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即使是以谨严、求真闻名的谱学大师欧阳修、苏淘也不能免俗。欧阳修即在自己的家谱中将远祖推到夏禹，中历越王勾践；苏淘也以颖顼为始祖，祝融亦是族内先 :,人。 以上古帝王、名臣为始祖或远祖的以明清最甚，通常，林姓上溯至比干，陈姓为南朝陈武帝陈霸先，李姓为李耳、李世民，洪姓为共工，张姓为张良，袁姓为袁绍，钱姓为少典、黄帝，萧姓为萧何，周姓为后稷，吴姓为太伯，姜姓为姜尚，赵姓为宋代帝室等等，不一而足。更有甚者，有些家族，还将一些民间神话人物如“杨司公”之类等列为始祖。 这种流俗，还影响到少数民族家谱中，如福建俞族，大多以上古时高辛氏盘抓为始祖，回族金氏、郭氏，则分别是西汉大臣金日禅和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后人。

第二，为提高家族地位，乱标地望。 这种流俗，在家谱中表现得也很明显，似乎比乱认祖先来得还要随意和心安，其中王必琅珊、李必陇西、张必清河、刘必彭城、周必汝南、顾必武陵、朱必沛国、钟必颍川，应巳成为通例。 这种流俗，也在汉文少数民族家谱中有所反映，如福建含族中钟姓自标＂颍川堂”，雷姓标”冯翊堂”，蓝姓标＂汝南堂”，俨然来源千中原巨室豪门，好不得意。

第三，世系虽长远，却不可靠。在明清以来的家谱中，通常将家族远祖或始祖上溯到远古时期，然后，历代世系十分清晰，数十代、上百代，代代不乱。 可实际上呢？我们认为，世系大约在初修家谱中的十代之内基本可靠，十代之外，就要存疑；续修家谱，如果间隔时间不长，连续部分基本可靠，如果间隔长了，也还是有可存疑之处。 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除了家谱之外，一个家族很少有连续不间断的家族记录。在新修今家谱时，资料大多来源于回忆、附会或抄录史书、志书及其他图书，这些资料，在某些方面是可靠的，或本身是可靠的，但在两段资料的接续上和将这些可靠的资料附会到自己的家谱世系上时，可靠的资料对于这个家族世系来说，就可能变得不那么可靠了。 即使是被认为是中国最可靠、最翔实世系的孔子家族世系，在某些辈分上也有可商榷之处。孔族世系中，明确记载出现变故的，是四十二世孙孔光嗣于五代后梁末帝乾化三年(913)为庙户孔末所杀，其子孔仁玉出生方9个月，幸避千外祖家而得免于难，17 年后的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方才经朝廷杀孔末而复位。这段历史，家族记载虽然很明确，但也不乏可斟酌之处。孔仁玉之前的世系传承中，孔融这一支也有可商榷之处。孔融因讥讽曹操被抓，当时两个儿子，一个8 岁，一个9岁，正在家中游戏，听到这消息，毫无惧色。孔融对抓他的使者说：能否仅罪及己身，不伤及儿子。听到这话，他的儿子插话说：覆巢之下，是不可能有完卵的。后来果真如其所料，一同被害。 这就是＂覆巢无完卵＂典故的由来。 孔融这支在孔子家族世系中还是很重要的，连最可靠的孔氏家族世系都有可商榷与斟酌之处，那么，其他家族数十代世系的可靠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比如冯尔康先生在考察明人《新安萧江宗谱》时就发现，萧氏世系中除早期上溯到萧何、萧望之不可靠之外，即使是明代部分也不可靠。按说越近越准，可这本《萧江宗谱》却为了炫耀，还是将祖籍歙县的武安侯郑亨一支收入，并收入了褚能，以提高自己家族的尊贵感。这种在世系中滥造人物，混淆支派的行为，使人根本无法相信其真实性与可靠性。

第四，在一些迁入异地得到发展的家族中，大多在始迁祖身上大做文章。据陈支平先生《福建族谱》一书记载，福建属中国后开发地区，汉代以后，北方中原地区士民不断迁入，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制度，对福建地区社会经济的开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其中，在西晋末的永嘉年间、唐初高宗时期和唐末五代时的三次移民过程中，迁入者大多是以统治者的身份进人福建的。 这个历史事实直接导致后世福建家谱中出现一个重要特点，即各家族的始迁祖们大多都是在这几个阶段入闽的，而且都是有身份的官宦将领，并且都是子孙满堂，兰桂齐芳，子辈动辄数人、数十人，孙辈更达百余人。然而，只要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情况并不完全如此。 比如，虽然开始介绍始迁祖时子孙良多，可落实到世系表中，则只能见到一二个儿子的世系，其他均不可寻。 又比如，为了高自标榜，在家谱中不断捏造前人的功名和官爵，有些竟到了不顾常识的地步，如西汉时“登进士第”之类，官爵也和所叙述朝代不符。更为可笑的是，在宋朝以前，家族中有功名、官爵且显赫的特别多，而到了明清，则十分稀少。 这是因为明清之前资料稀少，可以尽情作伪，明清以后对科举和官履可以证明的材料太多，作伪容易露馅儿。 可即使如此，作伪造假者仍然不少。 此外，由于五代时河南光州固始县人王审知带兵人闽，被后梁太祖朱晃封为闽王，建立闽王朝，其子孙亲戚、亲兵将士自然也就成了统治者，显赫一时，后裔们虽然分居各处，但也自认为名门世族。 这样一来，其他族姓纷纷仿效，不是将本家族入闽时间改到唐末五代，就是将本家族的中原籍贯改为光州固始，即使是那些比王审知更早入闽的家族，也有很多为这种风气所感染而改籍贯。

第五，书善不书恶。 家谱中为了炫耀家族，增加家族荣誉，提高家族地位，除了作伪攀附之外，另一个手段就是书善不书恶。在几乎所有的家谱凡例中，都有家谱写法的“不书”条目，即不让入谱的标准，大多是“不道、乱伦、乱宗、绝义、辱先”等，只不过详略程度不同而已。 这样一来，使得所有家谱中只有好人、正人君子，而不见任何坏人，哪怕是自己的祖先也不承认，“我在坟前愧姓秦”大约是最好的写照。 比如越州杨氏，本是隋炀帝的后裔，可因其名声狼藉，大家都不承认。
又比如蔡京、蔡襄都是福建仙游人，本不同宗，蔡襄先出仕，蔡京为攀附他，呼之为族兄，后蔡京成为大奸，为人所不齿，他的后人也都冒认蔡襄为祖先，而不认他。 如果仅从家谱来看，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历史上的大奸大恶之人，如李林甫秦桧之类，都是既没有祖先父母，也没有子孙后人，从哪儿出来的，真不知道。

第六，为了炫耀的目的，借助本姓、外姓中有地位人士来为族谱增光。 比如，收入一些皇帝赐文，如圣旨、敕书、上谕、赐诗等等，以及一些官方文书，如告示、公文之类；同时，盛请历代外姓名臣硕儒为家谱写序作跋和本姓的名流硕彦撰写序文、赞词、颂诗等。 可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一切很多都是伪造的。 由于民间修谱者大多非专门学者，缺乏专门知识和历史常识，因此，在自造的圣旨、告示等官方文书中常常存在诸如年代、官职、古今地名等常识性错误，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伪造或篡改。而名人序跋，则可以看出一些规律，存在着向全国知名人士、本地区知名人士和本姓知名人士集中的趋势，如苏淘、欧阳修是谱学大家，文天祥千古流芳，家谱借重者最多。另外，在福建家谱中，由千蔡襄、杨时、朱熹、真德秀是乡梓名人，并各有建树，也被大量借用。此外，如方姓中的方孝孺，李姓中的李光地等，也都有大量文字。 可如果我们查看一下这些名人的传世文集，或比勘一下同时拥有这些名人序跋的家谱，则可看出，绝大部分不是为谱主写的，而是修谱之人移花接木，改头换面的结果，更有甚者，有的干脆直接伪造，代笔而为。
在家谱的主动作伪中，还有一种特殊形式一一联宗合谱。这种方式起源很早，早在西晋时就已出现。 这种方式功利性与非功利性兼存。 如西晋时孙秀受重用，孙弼及其堂弟等与孙秀合族，以期得到官职和晋升。 这种方式，在唐代也较常见。 明清之后，这种现象更为严重，尤其以江西、福建两省最为普遍，不仅一般家族，就连一些大家族也是如此，并且出现跨地域的联宗修谱现象，也出现了郡望堂号合流的普遍认同。
联宗合谱，祖宗合流之后，宗族势力大涨，在地方上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走到极致，必然引起统治者的警觉，这也是江西巡抚辅德上书皇帝，导致谱禁出现的原因之一。
在家谱撰写中进行内容作伪，明清以来，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当然，主观方面为了家族利益、家族荣誉是最主要的，但也不免有因资料不全、撰写者史学和文学素养不高、视野有限、不辨真伪、承袭了以前所修之谱的错误，或无法辨别和考证先祖和世系而出现错误。无论是有意而为还是无意而为，家谱中资料的不准确，从史料学的角度来评价是不可取的，但如从文化价值的角度看，又有其自身的积极意义。 比如以道德功业为标准，摒弃不良祖先，向慕名臣名儒，增强宗族的荣誉感和向心力，起到凝聚、鼓舞族群的作用，这既是家族发展的一种现实需求，又与敬宗收族、慎终近远、标榜家族血缘纯洁的修谱原则是并行不悖的。 因此，对于家谱中的作伪行为，我们应该持有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①编者注：《家谱的流弊》一文刊登在徐建华著作《中国的家谱》2002年5月第一次印刷，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本87页，作者徐建华为南开大学信息管理资源系教授，是研究中国家谱的资深专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