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长佑、岑毓英对刘永福抗法斗争的支援

刘永福及其领导下的黑旗军，能够在越南这块异国土地上得以生存、发展、壮大，在抗法斗争中建立功勋，这固然与刘永福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及其在战场上的勇敢善战有关，也与刘长佑、岑毓英的支援分不开。刘永福活动的地点在越南北部与广西、云南接界，刘永福从事抗法斗争的时间，正值刘长佑、岑毓英分别在广西、云南任职，他们两人在任期内给了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以大力的支援。

刘氏

刘长佑于1871年至1874年任广西巡抚，1873年至1882年任云贵总督。岑毓英于1868年任云南巡抚，1873年兼署云贵总督。1876年丁忧回籍，1879年授贵州巡抚，1881年任福建巡抚，1882年6月调署云贵总督，于次年就任。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有着数百年的宗藩关系，中国历代政府采取保藩固边的政策，越南有危难，中国政府总是应越南之请而去相助。法国殖民主义者自19世纪50年代侵占越南南方之后，70年代，又侵略越南北方，并将矛头指向我国滇粤地区。

法国殖民主义分子堵布益自1871年开始，多次由红河窜入我云南境内。次年12月，堵布益带领四艘法国兵船至广安、海防，进犯越南北部。又勾结黄崇英及其黄旗军，“规取越南之东京，聚兵合谋、思渡洪（红）江以侵谅山诸处，又欲割越南、广西边界地六百里为伊驻兵之所”。时任广西巡抚的刘长佑深感“越南之患，法国为最”。“法国为患，不仅越南受之”。 “滇粤三省与越接壤，东西首尾，山洞相连，几二千里”。“越南与滇粤为唇齿”。唇亡齿寒，越南为法国所侵，中国必受其害，何况法国侵越之野心更在于以此作为侵略中国之跳板。1873年11月20日法军攻陷河内，与法国侵略者相勾结的黄祟英又乘机攻袭太原、山西，北宁亦趋危急。刘长佑即指出：“法人欲图越南本非一日，法人之不忘粤西亦非一日!”因而他上疏朝廷，不可将在四、五年前应越王之请赴越剿匪的二十营清兵全部撤回，应继续留十营兵力在越以剿匪为名，防止法国侵略军的推进。时任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的岑毓英也认为“越南为中国外藩，滇粤屏障，唇齿相依，理宜相助”。表现了他们在法国侵略越南北部的初期所持的严正立场。

1873年12月黑旗军击毙侵越法军统领安邺，且收复河内。但至次年3月15日，越南国王屈服于法国侵略者的压力，与之订立第二次西贡条约，规定越王必使自己的对外政策适应法国的外交政策，立即开放河内、宁海为通商口岸以及由海经红河至云南的通道。法国并扬言要中国军队全部撤出越南。刘长佑立即予以驳斥：中国军队是应越王之请来的，已经四五年了，“一以边寄甚重，势当设防；一以外藩乞援，情难漠视”。且指出与法军相勾结的黄崇英还窃踞河阳，如果一旦撤回清军，“越南之匪必将分股东窜，正恐粤西缘边郡属处处与匪为邻……亭障之傍悉成敌境，前功尽弃而后患无穷”。因而他坚定表示：“越南各匪一日不除，关内外粤军一日不可撤”。刘长佑这里所指的“匪”，固然有一些是属于反抗越南统治者的农民起义军，但更多的是指受法国侵略者所利用的已失去农民起义军性质的那一部分力量，黄崇英的黄旗军及与黄有勾结的周建新、陆之平、马二、陈十四、白苗等。因此他又指出：如果撤兵、只落得个“我退兵一步，法兵进一步”的结局，越南将为法国全部吞并，与中国滇粤交界的则是法国这个贪得无厌的敌人了。由于刘长佑的坚定态度，清兵终未撤出越南，使法国侵略者的阴谋未能得逞。

1877年法国大资产阶级的温和共和党执政，强调殖民政策，争夺海外殖民地。进入80年代后，更加速了对东方侵略的步伐。1880年法军进攻越南北部，刘长佑主张主动出击法军，指出：“智者见事于未形，贤者防患于未萌……不如乘其始萌始见，挫其锋而伐其谋。”这样可以“用力少而收远效”。1881年8月3日法国下议院通过以250万法郎作为侵越经费的决议，气势汹汹，准备大举东侵。对此，刘长佑指出：中国若坐待越南之亡，“则美国久瞩朝鲜，必起而掠之；英人已久通缅甸，必劫而持之；退罗与缅人杓衅，法国将诱而服之；倭人以为莫我讨，则又将求台湾而牧之；俄国与新疆交界……又将窥我之瑕而侵越之。”各国列强“因利乘便，同时并举，则不惟滇粤之忧，而欲求如今日之但谋东征亦不可得也。寝兵而祸大，不如急征而祸小”。“不止法国之奸，何以肃诸国之志”?他不为貌似强大的法国侵略者所吓倒，主张击败法国侵略者，以警告那些环视中国的侵略者。滇粤是中国西南门户。越南是中国外藩，“藩篱陷则门户危，门户危则堂室震”!而法国侵略者的目的是在全吞越南，然后“再设于蒙自，以攘山矿金锡之利，或取道川粤以通江汉，据泰西诸国通商口岸之上游”。中国与侵略者之间自南京条约后，曾订过不少条约，但西方侵略者总是贪得无厌，结果是“通商口岸之设，岁进而日增，诸国之衅循生而迭起”。因此他提醒朝廷，要想“长保和约，亦必有以固其藩篱，示以武略，而后不为外夷所轻蔑”。他引史为戒：“昔汉有阎槃伊吾之胜，而后匈奴无焉着之使；唐有李晟西川之捷，而后南诏有点苍之盟。”这里的真谛是：“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战。”如果想“隐忍相安，匿罪不讨”，到时“顿兵竭饷，岁月告流，籍将凋谢，诸夷日骄，拒之则敌益众，听之则病益深，兵食愈繁，祸乱愈深”。何以能“先发而弥未来之患，惩一而戢诸国之谋”?慷慨激昂的陈词，主战抗法的爱国精神跃然纸上。

刘长佑对援越抗法的斗争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首先他看到了中国有利的条件：“两粤多骁勇之士，物产繁富，足以招致而养之。”将招集的两粤骁勇之士，“部勤简练之法，不难练成劲旅，雄视海疆”。足以抵御法国之侵略。

其次，在军事上，采取滇粤并力，水陆并举的战略。指出“非滇粤并力以图，不能挽越国之残局，非水陆同时并举，不能阻法人之贪谋”。在军事部署上，提出四路并进，广东军驻钦州，由那龙隘入海阳省；广西军驻凭祥州，由镇南关入谅山省；云南军驻临安府，由蒙自入宣光省；闽粤水师分入海潮江、香江口。在中国军队水陆出击、全面歼敌的情况下，法国侵略者必定会“不战自屈，法人不悛，则战于边外犹愈战于内地”，不怕打不败法国侵略者。

再次，与刘永福的黑旗军相联络，“喻以忠义，亦可效指臂而助声威”。对刘永福“示以大义，联为声援”，刘永福“必能忠勇奋发”与滇粤官军相配合，共同打击法国侵略者。

第四，在外交上开展攻势。“举各国公法以破法国之狡诈”，“曲在法国，衅在法国，则可以宣示其用兵之意”。法国侵略者必在国际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为了统一节制两粤和云南的军事力量，做到“声息相通，东西并进”，刘长佑主张由朝廷于南北洋大臣内特简一员驻扎广西，两广、云南之军并归节制，以克服“滇粤三路之师，相去千里，行有迟速，势难剋期并进”的弊端。统一指挥三省军队的作战，更加有力地打击法国侵略者。

由于法国侵略者在越南北部用兵加剧，在刘长佑等主战官员的强烈呼声中，清朝廷深感形势的危急，于1882年5月30日谕刘长佑“增兵备边”，并认为“保胜一带防务最为紧要，所有筹防备军，即当选派将领统带进发，扼要分布”。6月17日又命刘长佑“伤道员沈寿榕带兵出境，与广西官军联络声势，保护越南”。刘长佑即于7月派兵出关。

刘长佑因“旧疾渐加”，开缺回籍养疾，于1882年底回到家乡湖南新宁后，仍时刻关心着抗法斗争。当他得知抗法斗争以不败而败的结局告终时，“徒增忧愤”，认为致误之由，“固缘鬼计之多端，亦实吾谋之未协。望空搔首，能无慨然”?表现了这位老人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虑。

岑毓英接任云贵总督后，坚持刘长佑的抗法主张。当他得知李鸿章和宝海在天津谈判时，即于1883年2月16日上奏反对李宝和谈，指出“疆界可分，而北圻断不可割；通商可许，而厂利断不容分；土匪可驱，而刘永福断不宜逐”。又于同年5月8日上奏：“法人反复无常，前以通商，而河内被攻，今以说和，而南定复陷。逞其狡谋，肆行无忌，凡属臣民，无不切齿。”以后又指出对“诡计多端”的法国侵略者，“非空言所能慑服”，主张用武力痛惩之。11月8日他请战带兵出关，自认“久在云南，军营边界情形，兵家利钝，粗知大略。法人纵并力来攻，战守二者，尚有把握”。12月20日他带领二十营滇军一万人从昆明出发开赴战场，并为越南西部战场的总指挥，成为鏖战沙场的一位得力抗法将领。

刘长佑、岑毓英是主张抗法不可多得的官员，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他们对法国侵略者的仇视和捍卫边藩、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忠心。

二 围剿黄崇英、除永福后顾之患

刘永福与黄崇英原均是广西农民起义领袖吴亚终的部将，后在清军的镇压下，撤至越南境内，1867年刘永福打起了黑旗军的旗号。1869年刘黄之间因起内讧，刘永福转移到保胜地区，黄崇英亦打出黄旗军旗号，以河阳为据点，并占据宣光、平原、交冈、水尾等地。刘黄之间多次为争夺地盘而战。黄崇英拥众数万，妄图以强吞弱。黄崇英为击败和消灭刘永福，竟与法国侵略者相勾结，“有涂普义（即堵布益——引者注）贩运军装之举，藉以要结黄逆”。刘长佑识破了黄崇英与法国侵略者相勾结的阴谋，“法人之意，所欲剿者必先刘永福，所欲抚者必先黄崇英”。因此，他指出“越南各匪宜极剿者，莫如黄崇英一股”。“越南之巨寇，莫如黄逆。”岑毓英也认为“法人在越南，系以安邺、黄崇英为前驱”。

越南政府面对强敌入侵和黄崇英为虎作伥，深感自身力量的微弱，无法抗拒，向中国求援。1872年越南赴北京朝贡的使者藩仕叔一行路过广西回国时，对刘长佑说及黄崇英盘踞河阳，蔓延山西、宣光等地，乞请中国仍前援剿。刘长佑一方面鼓励他们依靠本国的力量，“惟须本国自强，能制各匪”。另外又答应“粤军虽不能深入，亦相机应援”。还嘱咐他们“用永福以拒贼”。要他们回国后“转达越王，重用其人（指永福），以为自强御侮之计”。

后来越南国王采纳了刘长佑的意见。1873年11月法军攻陷海防、南定、河内后，黄崇英又乘机纠合陈四、黎大各股攻袭太原等地。越南国王即遣山西按察使梁辉懿到保胜去向刘永福求援。刘永福慨然应请，率军出征，才有12月21日大败法军于河内近郊，击毙其统领安邺的伟大壮举，河内得以收复，法军退守海防。刘永福在与法军首次战斗中，大立战功，大大鼓舞了越南人民的抗法斗志，也得到越南国王的嘉奖，被赐封为三宣副提督，令其管辖山西、兴化、宣光等省。刘永福之所以首立抗法战功，当首推刘长佑荐举之劳。

法国侵略者大败于刘永福手下，扬言“必为安邺复仇”，视刘永福为它侵越的障碍，更进一步勾结黄崇英去对付刘永福。刘长佑为了保存和支持黑旗军这支抗法力量，采取首先消灭黑旗军的后患——黄崇英的策略，以免刘永福腹背受敌。

刘长佑消灭黄崇英的办法有三：一是他直接派军队去镇压；一是招抚与黄崇英有联系或有矛盾的其它农民力量，以孤立和打击黄崇英；一是与黑旗军配合行动，共同围剿黄崇英。

1873年，刘长佑派道员覃远琎带勇十营到太原、镇安府设防，1874年11月，又将赵沃与刘玉成所统各营分为左右两路，分剿黄崇英。黄崇英派出匪目陈亚水、冯二等人率队分扰保乐州，且有越南白苗相助。这股匪徒在保乐城内分踞里社，环筑营垒，大有吞并该州之势。右路统领赵沃得到越南总督黄佐炎派出的梁俊秀所率领的一千人的援助，于1875年3月10日发兵出击：一路由栊栏渡河，进攻念台社的黄旗军；一路由百都取道田篷，进攻同文的黄旗军。3月12日获同文大捷，歼灭黄崇英的部众无数。随后又消灭了底定、囊安等地的黄旗军。左路刘玉成在高平、谅山、披赖等地剿捕黄旗军，并对北宁、太原的黄旗军发起围剿。在赵沃、刘玉成的追剿下，经过1975年6月5日至21日的激战，攻克黄崇英的老巢河阳，黄崇英逃往芳渡社的深山老林，8月26日被擒，就地枭首传示。至此，刘永福的后患得以消除。

刘长佑对法国侵略者企图拉拢的其它农民力量尽量采取招抚的政策。

法军拉拢陆之平以攻击刘永福。刘长佑分析陆的力量较大，“若为所用，则群盗皆折入于夷，边民之嗜利者又从而附之。彼既有响导之足用，我更无险阻可凭”。因而主张对活跃在山西、宣光之间的陆之平、覃四第等实行密招，约与拒夷，“◇以高爵重利”使之拒法。对那些已受法夷招抚的农民力量，也不取捕杀之策，因为“我招一贼，即法失一臂”。“可遴彼乡里亲故潜致密谕”，要他们与官军相应，“共拒法夷”。即使他们不愿招安，但能应允抗法，就应该“激以忠义，资以军粮，许以奖励，使之转而击法，似亦以毒攻毒之计”。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且尖锐的时候，刘长佑识大体，顾全局，尽量缩小打击面，利用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消灭一小撮危害民族利益的败类，这不能不说是他明智之处。

刘长佑认为：“越官兵能剿匪者，莫如刘永福一军”。“能任刘永福以击黄崇英……黄崇英虽有奥援（指法国的援助，引者注），想亦不难殄灭”。因之在围剿黄崇英时，粤军与黑旗军总是配合行动。1875年3月官军攻克底定、囊安各地时，刘永福即率黑旗军“亦已进兵河阳，屡获胜仗”。６月，官军攻克河阳，黄崇英率败兵逃往塞门，被守伏在这里的刘永福击败，黄又不得不逃往羊摩沙。由于刘长佑的部将与刘永福通力合作，配合围剿，终使黄崇英逃不脱历史的惩罚。

黄崇英由一位农民起义的领袖蜕化成为民族的败类、中越人民的共同敌人，刘长佑对黄崇英的镇压，决不是镇压农民起义。正如左宗棠为了收复新疆，追剿投敌叛国的白彦虎一样。刘长佑、岑毓英在刘永福和黄崇英之间即爱国与卖国之间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地支持刘永福，追剿直至活捉寸磔黄崇英，消灭这个投敌卖国的民族败类，并为刘永福消除后顾之患，这正是他们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

三　全面支持刘永福抗击法国侵略者

刘永福在异国土地上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抗法斗争，处境艰难，而且还不断受到国内投降派的诽谤。他在抗法战场上有过打胜仗的顺利时候，也有过受挫的时候。正好是刘长佑和岑毓英给了他全力的支持，终于使这支农民的抗法爱国力量立于不败之地。

刘长佑、岑毓英出于他们的封建统治者的立场，最初也是主张镇压黑旗军的。但后来在尖锐的民族矛盾面前，他们日益认识到这支抗法的农民力量的重要性，改变了主剿的作法，转而从各个方面给刘永福以大力的支持。

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投降派，为了迎合法国侵略者的需要，诬称刘永福为“土匪”、盗贼”，李鹤章更诬蔑黑旗军在越南“冗杂骚扰，与越民为仇，实为边境之患”。欲早歼灭之而后快。针对投降派对刘永福及其黑旗军的诬蔑和攻击，刘长佑首先挺身而出为刘永福正名，为之声援！

1872年刘长佑要越南国王重用刘永福去打击法国侵略者，以后又联合刘永福共剿黄崇英。1881年说刘永福在抗法斗争中“屡立战功”，“骁勇善战，屡挫法师”。是年冬又要清朝廷“密谕越南，信用其人，令其招抚贼豪覃四第等，俞志同力，中国稍为佽助，俾不穷匮”。1882年1月2日在致两广总督张树声的信中说刘永福“怀乡慕义”，要张树声对刘永福“示以大义，联为声援”，则刘永福“必能忠勇奋发”。要联合刘永福，就“须朝廷密谕越王，用为腹心。然后不至疑贰；并谕沿边诸军察看情形，随时暗为资助，方不至于穷匮”。刘长佑出于形势的紧迫，他援永福之心迫不可待，即于2月16日直接上奏朝廷，“请皇上密谕越王，信用其人、给其兵食”。并表示由他自己派人去“与刘永福潜为联络，喻以忠义，亦可以效指臂而助声威”。当法国侵略军600余由法国交趾支那舰队司令李维业率领，于3月用兵轮运抵东京时，刘长佑认为，“此时惟有阴结刘永福，许以暗助，令其力持，庶有以阻彼之诡谋”。还说刘永福“慷慨有为”，“只要助其声威……则北圻之门户自固”。刘长佑对刘长福的评价和对黑旗军力量的估计，以及他提出阴结刘永福、资助刘永福的宏远策略都是相当正确的。清朝廷果能以此为国策，则援越抗法的形势一定会与后来大不一样了。

有论者认为，最先提出暗资刘永福的是四川总督丁宝桢在光绪八年五月四日（公元1882年6月19日）提出来的。殊不知刘长佑比丁宝桢提出得更早。而且他没有丁宝桢那种“驱狼斗虎”和另一些人的“所谓鹬蚌相持，渔人获利”之意。他阴结和暗资刘永福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打击贪得无厌的法国侵略者，捍卫祖国门户的安全。

岑毓英在1883年2月16日驳斥李鸿章对黑旗军的诬蔑指出刘永福“非同土匪”。以后又说刘永福在抗法斗争中“踊跃效命”，“屡挫凶锋”。充分肯定了刘永福的抗法功绩。

刘长佑、岑毓英对刘永福的评价与投降派比较起来有天壤之别。正因为刘长佑与岑毓英等人为刘永福正名声援，因而使清朝廷也不得不考虑对刘永福的态度，于1882年9月22日颁谕：“刘永福一军可为防军声援，亦应设法笼络，俾为我用……如能保护北圻，即以固吾疆域。”

刘长佑和岑毓英对刘永福在抗法斗争中所遇到的困难，总是尽力之所及去帮助，从物质上、精神上予以大力支持。1882年初法军勾结陆之平攻击刘永福，以配合法军攻取东京及河内的军事行动。刘长佑想“暗助”刘永福打击法军，可是刘永福对刘长佑是否真有诚意持怀疑态度。刘长佑为解除刘永福之疑，认为必须派“谋而能言”之人去做刘永福的工作，“始可资为我用”。于是派陈之梅去保胜，并“密为授意，使之深明事机，尽释疑虑”。3月25日法军统领李维业率军至河内，4月25日破东京，扬言“赏万金购刘永福，十万金取保胜”。此时刘永福对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毫无“惧敌之心”。刘长佑所虑者是刘永福“兵力稍单”，主张滇粤两省“皆宜稍为资助，以期御敌境外”。他担心保胜一旦为法军攻破，“越南全局莫可挽回，而滇省边防更为吃紧”。因而他要守北宁的越南总督黄佐炎和刘永福坚持半月，云南方面始得部署一切。

1882年7月14日，刘永福致函刘长佑，称“越王曲意从约，撤防散团，将永福之兵遣驻别省……永福势孤力迫，禀求内援”。刘长佑得此书信后，甚为焦虑，他觉得刘永福“含愤吞声，退归保胜，寇深势蹙，万难自存”。如果保胜一有挫失，后患将是无穷，那时，“刘永福无托足之区，滇粤边民安枕无日”。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对刘永福“密筹援济，俾为暂时藩蔽”。但在中法未正式交战之前，中国军队不可能公开明显地帮助刘永福去与法军作战，只能对刘军“需用之器，亦当阴为之援”。与法国侵略者势不两立的刘永福，在困难的时候，正是因为刘长佑的支援才得以立于不败之地。刘长佑终因旧疾增重，无法完成对刘永福抗法斗争的支援，此一任务只好落到继任的岑毓英身上了。

岑毓英上任云贵总督后，一如刘长佑的作法，总是从各个方面资助刘永福。在中法未交战时，“暗资刘永福以军饷器械，使之固守，以拒法人”。他每月拨给刘永福军五千两银的军饷，并另提供军火、军装，还将云南所铸的开花炮铲去字迹，送给黑旗军二十余尊，使刘永福的黑旗军取得了1883年4月的纸桥大捷。1883年8月法越订立顺化条约，规定越南尽归法国管理，并要驱逐刘永福出越南。岑毓英深恐刘永福被迫撤出越南，继续“将饷银、军火暗助刘永福，密饬增募健勇扼守山西”，以固藩篱。由于刘永福得到岑毓英的资助，斗志未减，表示：“永福，中国广西人也，当为中国捍蔽边疆。”表现了他大无畏的英雄气概。1883年9月1、2、3日，刘永福军与法军在怀德、丹阳激战三昼夜，伤亡不少，于9月10日退守山西，军心涣散。岑毓英为使刘军不致解体，立即派主事唐炯和参将张永清去找刘永福，经过他们再三劝勉，并发给军饷一万两，刘永福得到鼓励和支持，“军心始安”，仍驻山西，且“军心已固，并未动摇”。

1883年12月法军攻陷山西，黑旗军退守兴化。黑旗军在撤退的过程中，“大炮全行失落，各项小枪亦多遗失”。岑毓英为不使刘永福的黑旗军丧失战斗力，为他及时补充了快枪、弹药，并要刘永福整顿军纪，“严束所部，恪守纪律”。山西失守后，黑旗军“士兵离心，逃之不少”。岑毓英为鼓励刘永福不致气馁，多次写信给刘永福，鼓励他“汰弱留强，编立营头，发给口粮，申明纪律，勿容剽掠，以收民心”。托唐景崧饬总兵丁槐去代为调停。他自己则于1884年2月在家喻关接见刘永福，并“共挑成十二小营，每营三百七十五人”，共4500人交刘永福指挥。刘军“所需口粮，仍由滇省按月给银五千两外，饬由恩赏银十万两内匀拨开支”。如果还不够的话，再与广西徐延旭会商请朝廷“赏发接济”。由于岑毓英从军饷、军粮、军火武器、军装乃至兵源等方面对刘永福进行全面的支援，因而使刘永福在困难的时候总是能渡过难关，“发愤自雄，累战皆捷”。

四　历史功绩　不可否定

刘长佑、岑毓英支持刘永福抗法，刘永福也乐意接受他们的支援，这是各有原因的。在主战抗法的刘长佑、岑毓英看来，刘永福和他所领导的黑旗军，是可以利用的抗法力量，刘永福则是因为“既恐释兵为法人所擒，又虑攻击法人而滇粤官军蹑其后，故欲悉力拒守兴化等省，为中国出力，以图自存”。刘长佑曾指出：“刘永福……进退失据，其乞内地之援，而求假三尺之檄，盖亦不得已之情。”这是在共同的抗法前提下的结合。

诚然，身为封建官员的刘长佑、岑毓英给刘永福的支援是有条件的，也是有限度的。他们绝不允许刘永福既反清又抗法，同时他们只允许刘永福的抗法斗争在越南土地上进行。岑毓英就非常担心刘永福在战场上受挫之后退回到内地来，怕引起法国“藉口寻衅，于大局更有窒碍”。因而他规定黑旗军“只准退往三猛、十洲，不许逃入内地”。他们给刘永福的支援，开始也只限于“暗资，”不敢公开承认黑旗军是中国的农民力量，只说刘永福是“越官”。到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后，才敢于给刘永福以公开的援助。

刘长佑首先给刘永福以支援，岑毓英则在整个中法战争中坚持了对刘永福的支援。若不是刘长佑的荐举，越南国王怎敢重用刘永福?若不是刘长佑支援刘永福围剿了黄宗英，刘永福又怎能经受腹背受敌的打击?若不是刘长佑、岑毓英从各个方面支援刘永福，黑旗军又怎能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经受严重的考验，奋勇杀敌?当然不能说黑旗军的存在、发展壮大，完全是刘长佑、岑毓英等人支援的结果，但这种支援是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有了这个客观条件，加上刘永福的主观上坚定不移地进行抗法斗争的意志，他的黑旗军终成为抗法劲旅，成为滇粤官军的不可缺少的抗法盟军。他们在抗法战场上并肩战斗，共同打击法国侵略者，在固边保藩的抗法斗争中，谱写了彪炳千秋的光辉篇章，刘永福成了世人歌颂的民族英雄。

毛泽东说：“当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刘长佑、岑毓英支援刘永福，就是团结刘永福进行这种民族战争的典型。我们不会忘记刘永福这位民族英雄，也不可忘记和低估主战抗法的刘长佑和岑毓英给刘永福的支援所起到的历史作用。